宜昌2024“跨省引才专列”首站驶入湖南大学

要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除了国家规定的履职待遇和符合财务制度规定标准的业务支出外，国有企业负责人没有其他的‘职务消费，按照职务设置消费定额并量化到个人的做法必须坚决根除。

就人口规模而言，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几百万人的大城市不能说就过大了。可以看到，2000年—2010年期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了11．5个百分点，从46％以上降至35％以下。

我认为，有这么几个最突出、最重要的问题必须先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大力度的货币扩张和刺激性投资政策只能在很短时期拉动GDP增长，而中长期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增加无效投资，从而加剧结构失衡、效率下降和增长乏力的状况。可能现在政府比较担心，城市规模扩张太快了、过大了。短期可能会使经济回升，但中期可能供需失衡更加恶化，长期更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不解决政府激励机制合理化的问题和腐败问题，结构失衡就很难调整过来。

总之，推进改革和调整结构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只有在改革能够推进、结构得到调整的情况下，未来发展才有保证。像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靠行政限制也没有太大作用，更好的办法是减少特殊的行政性优惠，并促进周边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形成城市群。政府可以在以下诸方面采取一些推进服务业现代化的措施：首先，各种市、县、镇需要实行自主治理，需要有自己的财产税收入、个人所得税份额和市政债券的发行权，这有助于打破单中心的格局，促进多中心自主治理。

也就是说，我国的实际人口城市化率并不高，与印度差不多，甚至远远低于全世界2010年的平均水平（52％），相当于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城市化水平。最近我国推出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的新条例，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财政风险已经蔓延到金融部门，构成金融风险。同样，每年大量企业被淘汰，却有更多企业诞生。

这些数据其实展示了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过去城镇化和刺激经济主要依赖政府扩张财政支出。

再次，要开放包括金融业在内的各种服务业的市场准入，直接推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巨国效应会给我国的服务业现代化带来巨大的机会。第二产业会保持一定的规模，但经济体之间占比相差悬殊。以往的城镇化，着重强调其在扩大内需方面的巨大潜力。

比如我国的内部市场巨大，很多分工和产业转移均可以在国内发生。政府的种种行为需要遵循市场规律、面向市场需求顺势而行，而不是只追求短期效应，视而不见事态发展的长期要求。人口收入越高，服务业一般也越是发达。目前，日本的城市化率高达到91％，美国82％。

第三产业占比会远远高于第一和第二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在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工业化了，还有一些还在工业化。

2008年，美国第三、第二和第一产业占比分别为77％、22％、1％，德国分别为69％、30％、1％，日本分别为68％、30％、1％，韩国分别为60％、37％、3％，香港地区分别为92％、8％、0，新加坡分别为72％、28％、0。根据《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的观点，分工受制于市场广度。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1年底我国大陆总人口134735万人，城镇人口69079万人，城市化率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1.27％，首次超过一半。我国可以做到很多小经济体所不能做到的事情。我国的行政部门对经济的管制，会使得我国第二产业占比与第三产业占比的相对变化，可能在较长时间内不同于国际上很多市场经济国家历史上的发展轨迹，但是大趋势应该是相同的。金融业的开放可以为进一步的城镇化和其他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大量民间资金支持，有助于大力推进服务业现代化的进程。我国2013年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占GDP46.1％，第二产业占43.9％，第一产业占10％。如果按照此速度发展，到203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可达到77.7％。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地方融资平台的审计结果，各地政府违约现象目前已经频繁发生，很多违约是以借新还旧的形式掩盖的，还有部分违约是对项目工程的欠资。从1996年到2011年，我国城市化加速，城市化率以年均递增1.34百分点的速度上升。

其中还没有提到服务业现代化。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也必然要与中国梦相结合。

第三产业占比首度超过第二产业。同样，我国的服务业现代化有待于打破各种行政藩篱，政府需要为服务业现代化提供一个授能环境，鼓励面向市场需求提供各种服务。

（作者系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经济参考报 进入专题： 城镇化 市场化 。而中国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因而必然需要建立在维护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基础之上。从1985年到1995年，我国城市化率以年均递增0.547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不过，我国是个巨国经济体，有着所谓的巨国效应。

这也是我国这样一个国家在转型期会存在的巨国现象。市场越发展，分工越细，创造附加值越多。

到了这个阶段，一个经济体就是处在所谓的后工业化社会。如果按照每个新增城镇人口规模计算，需要配套50万元基础设施费用来计算，到2030年，我国需要合计238万亿元的城市基础设施投入。

而市场广度又与人口和收入等因素有关。我国的城市化率远远落后于这两者。

我国的巨大人口和现有经济基本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广度，也为未来的分工和专业化奠定了良好基础。从功利主义角度来说，城镇化确实能够扩大内需，形成新的增长极、增长带、增长面，但这一见解并不全面周教授之所以认定《土地管理法》违宪，是因为他不懂土地使用权转让是在相同性质下的转让，一旦突破土地用途和规划的限制而导致土地性质的变化，这就不再是所谓的使用权转让了，而变成一个土地发展权的问题。按照周教授的路数，土地发展权当然不应该归国家独享，集体甚至个人都应当分享这一权力。

本着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国家对农用地进行更为严格的用途管制。按照中国的城镇化规划，最多只有5%的农村土地能够通过城镇化获得增值收益。

需要改变土地用途的，应当依法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忽略这些不计，我们似乎可以把周教授真实的观点挖出来：让农民分享土地发展权，让农地农房入市，人的城镇化才能实现。

如果是这样的话，周教授对集体土地使用权不准转让的愤愤不平就颇为奇怪，因为在集体土地中占大头的农用地（如耕地、林地等），其使用权的转让早就体现在法律和实践当中。周教授所主张的农地农房入市，也许才是真正的违宪哩。